西銘村一角

鄭寀塑像

福安康厝鄉(xiāng)有個山村，村不大，村容村貌也很一般，卻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村名。通常村落名字以山水地形或族群姓氏起名，如里山、外村、張厝、李莊等，可這個村卻起了個儒雅的名字，叫西銘。來此的許多人都對這個與地理、姓氏毫無搭界的村名感興趣，本人亦然。

村處僻地，其貌不揚，何以起這么個儒雅的名字呢？于是，請教了當?shù)嘏笥?，他們細說了起名的緣由和村名背后的故事。

西銘，取自于北宋哲學家、理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載名篇《西銘》。《西銘》是提出“橫渠四句”（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所著的儒學經(jīng)典文獻之一，一直備受贊譽而傳誦不絕。這篇僅250余字的銘文，講親民，講孝道，講仁心，為人們安身立命之道的確立構筑了一個共有的精神家園，而且為社會理想藍圖的構建提供了一個遼闊的境界。這篇銘文所描述的價值理想，所展現(xiàn)的人生追求，有著積極而豐富的意義。朱熹曾寫《西銘解義》，并在雨中與弟子們登山時一路背誦、問答。顯然，把銘文題目移作村名，這起名之人，必是有識之士，意在用傳統(tǒng)價值觀教育子孫后代，以光宗耀祖。

村落立于何時，村名又是誰起的？

從村口尚存的始建于元代的萬壽庵橫梁上捐造者名錄和有關祠譜資料得知，遷村乃自元代鄭萬四先生始，起名亦為他所為。鄭氏原住穆陽福苑利塆一帶，因南宋滅亡，元軍南下，烽火不斷。至大元年（1308年），鄭氏躲避戰(zhàn)亂，來到這山窩里的萬壽庵暫避。因家園被毀，無家可歸，又見此地山清水秀，便在這里安下家來，肇基開業(yè)。他想，如今能避過戰(zhàn)亂，安然無恙，乃先祖尊崇、傳承理學之庇佑，油然而生對先祖與理學之感激，遂取村名為“西銘”，一則表示對先祖的感念，二則希望子孫也能步理學傳承之后塵。

鄭萬四何以用村名來寄托對先祖和理學的感念，先祖中又有什么人對理學作過貢獻呢？這還得從頭講起。

這支鄭氏先祖入閩后落腳福州南臺，旋遷長溪縣西北鄉(xiāng)穆陽福苑利塆，衍族二百年之久。這期間出了13位進士（其中武舉進士2位），按村落比中舉率是非常高的。這當中著名的有兩位：一是鄭之悌，二是鄭寀。

先說鄭之悌。

鄭之悌（1155年-1219年）字夢錫，宋淳熙十四年丁未進士，歷官料院國子丞、無錫縣令、太常寺丞權知嚴州府，致仕湖北提舉。為官地方其間，主導教育的從政方針，不追求速效的政績工程，一直以職官身份傳播理學。他與朱熹晚年得意門生、大儒陳淳關系很好。陳淳是龍溪人，宋嘉定十年（1217年）晉京應試，返回老家，路過嚴州（今浙江建德市），鄭之悌邀其留下講學。在此著書授徒一段時間。他們之間還有多通書信來往，闡明自己的治學觀念。明萬歷《福安縣志》注鄭之悌“伊洛淵源”，說明其對儒學及朱子理學的傳承做出了貢獻。

再說鄭寀。

鄭寀是鄭之悌的侄子，字載伯，號北山，宋紹定二年（1229年）甲科進士，官至南宋理宗朝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院事。乍聽鄭寀這名字，可能會感到陌生。但只要說起兩件事，不少人就會想起這個人：一是他寫了一首詩，促成了福安縣治的設立；二是在福州鼓山最醒目的摩崖石刻“喝水巖”旁他的一方題刻。

當然，在福安，更多人知道鄭寀是因那首促成設立縣治的詩，那是淳祐五年（1245年）的事。據(jù)史料記載，長溪縣議西北鄉(xiāng)析縣已二十余年，但縣治選址懸而未決。身為殿中侍殿史的鄭寀，力主縣治設韓陽坂，呈詩理宗皇帝：“韓陽風景世間無，堪與王維作畫圖。四顧羅山朝虎井，一條帶水繞龜湖。形如丹鳳飛御印，勢似蒼龍臥吐珠。此處不堪為縣治，更于何處拜皇都。”理宗遂御批：“敷錫五福，以安一縣”，析長溪縣西北鄉(xiāng)地建立福安縣，縣治韓陽坂。理宗皇帝還賜鄭寀御書：“北山澄庵”一軸。鄭寀遂將自己家鄉(xiāng)穆陽利塆所在的“永樂鄉(xiāng)”改為“用儒鄉(xiāng)”。應該說，促成福安建縣和韓陽坂為縣治，鄭寀獻詩立了大功。

福安建縣后，士人依照鄭寀的韓陽詩，演化出了“龜湖夕照、石門漏月、仙岫晴云、鶴岫朝煙、馬嶼香泉、南野桑陰、巖湖坂障、廉嶺孤樹、銅冠雙松、東山雪霽”為韓陽十景。因此詩，鄭寀成了韓陽十景的締造者。

這是鄭寀為家鄉(xiāng)辦的一件好事。據(jù)史料記載，鄭寀在20年仕途中還辦了其他一些有影響的事情。南宋后期一代文宗、莆田籍龍圖閣學士劉克莊所寫的《樞密鄭公行狀》，對鄭寀的為人為官作了較為全面的評述。

鄭寀自幼聰慧，勤學好問。“弱冠時，聞嘉興有輔先生者，為朱門高弟，負笈往見，先生館之，盡所以聞于文公者傳焉”。在浙江二十余年，與蔣重珍、袁甫、陳塤等學者“皆雅重焉”。由于長期的刻苦學習，積淀了豐厚的知識基礎，“故理學尤粹密，每于諫書講卷發(fā)之。” 鄭寀在皇帝面前議論，“詞氣懇惻，人主信之，學士大夫親焉。”皇帝也認為，其講述“理致透徹”“文字平正明白，議論忠實切至”。

鄭寀不畏權貴，公正執(zhí)法。鄭寀初履職時授文林郎，任隆興府觀察推官，掌握勾獄訟之事。當時的侍御史汪剛中，是隆興府人，汪聽說當?shù)厮聫R一富僧過世，欲謀其財產(chǎn)，于是寫信威嚇利誘地方官員。對于權貴大官的威脅，小小地方官的鄭寀并沒有被嚇倒，而是憤慨地說：“腕可斷，筆不可曲。”表示要秉公處理，決不屈服。后有人從臨安過來，傳說御史大人非常憤怒，大發(fā)脾氣，鄭寀只當沒聽見。沒多久，汪剛中真的給氣死了。

鄭寀在臨安府尹趙與懽手下?lián)斡^察判官時，曾經(jīng)手一起富家子弟爭奪財產(chǎn)繼承權的案件。當時宰相史嵩之偏袒一方，暗中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他的意圖。鄭寀擬文回復，表示要公事公辦，絕不殉私舞弊。史嵩之惱羞成怒，并交代手下人干涉有關部門辦案。在鄭寀的公正主持下，最終也沒能改變審判結果。鄭寀對這兩個“大官”插手財產(chǎn)紛爭案的處理，顯示了他公正執(zhí)法的氣度和不畏權貴的秉性。

淳祐年間，宰相史嵩之因父喪，奪情起復（即丁憂時間未滿就起用），“因主和議，為公論所不容”。太常寺少卿、國子祭酒徐元杰上疏理宗皇帝，表示強烈反對史嵩之起復。隨后徐猝死家中。朝野認為，這是史嵩之暗中指使人干的。當鄭寀上疏要求昭白其事，以解朝野之憤時，朝廷即召命鄭寀限期審結此案。鄭寀反復審究，勘得徐元杰被毒是事實，但何人所為，線索詭秘，難得真兇。他重金懸賞捕賊，也無所獲。鄭寀于是上奏章請罪，以唐朝審理宰相武元衡被暗殺案時誤殺無辜的史實，說明寧可逃盜而不可冤殺無辜。辯白說，在沒有跡證與人證的情況下，要我在十天內(nèi)，將徐元杰的醫(yī)官、侍從、廚子等所謂嫌犯屈打成招，這我是做不出來的。他的想法類似現(xiàn)在“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

對于證據(jù)確鑿的犯罪分子他決不枉縱。淳祐五年（1245年）以鄭寀奏請，朝廷命有關部門對溫大雅、程以升、吳淇、徐敏子等官員受賄之罪進行追究，對這伙貪官污吏予以嚴厲懲處。

鄭寀來自民間，深諳民間疾苦。他為朝廷重臣后，敢于直諫，曾兩次呈《正名器疏》，反對制度成為擺設，賞罰不公平，曰：“名器之輕，莫此為甚！”呼吁朝廷正名器，修制度。還對皇帝提出勸諫：“陛下修身之道未備也，紀綱非不欲嚴，精神豈能獨運？朝廷之實未著也。方劾吏而徙官，當擊奸而忌器，臺諫之公論未伸也。”指出皇上雖能納諫，但做得還是很不夠的。在任用鄭寀為左諫議大夫時，理宗皇帝對他說：“卿三年言責，議論純正，無所附麗，故擢卿諫長。”

淳祐七年（1247年）八月，鄭寀聽說有人要劾他，即要求去職，晚上上奏，翌日清晨就離開?；实鄯飧０部h開國子，臨安府洞霄宮提舉，編修武經(jīng)要略，賜衣帶鞍馬，未謝而賜。理宗皇帝還作詩題扇送行，詩曰：“秋思太華峰頭雪，晴憶巫山一片云。去國時來猶未得，詩篇遙贈北山君。”

鄭寀回故里后，與首任福安縣令鄭黼一起登臨韓陽城內(nèi)的一座小山，并題石紀事。后人因此命名此山為重金山（因理宗帝曾賜鄭寀金帶和金佩魚，故稱“重金”）,即今金山路。

淳祐八年（1248年）春，鄭寀曾借居福州烏石山下。這時期交往的同郡官紳士大夫有：劉克莊、鄭性之、趙師恕、陳昉、陸德與、姚希得、陳韡、趙彥晦、趙怵夫、曾公佑等。他曾與好友親屬同游鼓山，留下石刻（在今“喝水巖”石刻邊上）：“郡人鄭寀同周圭、王璞、鄭自牧、張彊、方應澤、劉自、黃士賡游靈巖洞。弟宦、甥上官晟、子斿侍，四月既望。”

鄭寀于淳祐九年（1249年）五月辭世，年六十二，奉賜于福清縣萬安鄉(xiāng)靈德里鏡湖山之原。存留性論、仁論、緝熙講義、奏議若干卷，匯成《北山遺稿》。應鄉(xiāng)民意愿，縣令鄭黼在福安城南峰下立“鄭北山祠”（即北山書院）以紀念。明代穆陽鄉(xiāng)民建“仰止祠”祭祀鄭寀、繆烈、謝翱“穆陽三賢”。2009年，福安市人民政府在天馬山森林公園立鄭寀塑像，紀念這位歷史名人。

鄭氏一支遷村西銘后，耕讀傳家，賡續(xù)理學，明代以后又走出了6位職官，其中鄭容為明洪武年間河南監(jiān)察御史。他在西銘建有一座“容公書館”，雖遭火毀，遺址依稀可辨。臺階、旗桿夾石和三重門的門墩猶在。書館培養(yǎng)了人才，也傳承了祖訓與家風。

盛夏的一天，我們走進西銘。古樸的民居、蔥綠的田園和依山環(huán)繞的茶園，這些與普通農(nóng)村并無二致。然村口那鄭寀塑像和路邊墻上貼著的張載《西銘》文，和祠堂里那傳承祖訓的對聯(lián)及革命烈士芳名錄，卻分明告訴人們，這是一塊富有文化積淀和光榮傳統(tǒng)的沃土。“以詩建邑寀公首績千秋譽，憑德弘基西銘子孫萬代賢。”這懸于鄭氏祠堂大門前的聯(lián)句，既寄托著先祖對子孫的期盼，也承載著時代對人們的希冀。

西銘，永遠的西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