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鶴嶺古道

清理辨認摩崖石刻 

鄭邦福題字摩崖與李率泰

修路摩崖“俯視一切”與“勒石小引”摩崖 

乾隆九年版《上饒縣志》有關(guān)鄭邦福的記載
 
李率泰畫像


汪大潤題贈壽匾

寧德網(wǎng)（陳仕玲）白鶴嶺官道，為古代寧德縣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由寧德主簿丁大全開辟于南宋寶慶年間（1225年-1227年），嶺路崎嶇，接山連海，南宋邑主簿陸游稱“雙巖白鶴之險，其高摩天，其險立壁”，歷代過嶺的文人墨客、達官顯貴不可勝數(shù)，留下了眾多的摩崖石刻與碑碣。據(jù)寧德文史資料第二十一輯《白鶴嶺古官道》（李劍平編），共有碑碣摩崖石刻23面（處），時間跨度為南宋至民國時期，其中四面（處）已無法辨認。

對于這四處尚未破譯的石刻，筆者一直懷著濃厚的探索興趣，業(yè)余進行了一番研究，辨認字跡，查找資料，稍微找到了線索，為了做進一步考據(jù)，筆者近日邀約地方歷史文化愛好微信群的幾位同仁，帶上梯子、棕刷、面粉（有助辨認字跡）等物件，攀登白鶴嶺古道，以做實地考察。除卻一處位于李拔“鶴翥鸞飛”左上方的石刻，由于樓梯高度不夠，且石刻人為破壞嚴重，未能詳查以外，其余三處都做了清晰的影像記錄，這三處石刻皆集中于白鶴半嶺地段，靠著李偉、張靈勝兩位后生的幫助，筆者對這三處石刻逐一做了考證。

一

在顯眼的民國許世英“白鶴”石刻左上角，有一方字跡模糊的石刻，《白鶴嶺古官道》一書記錄了其中的“天地間”“羽夫”“□□題”這一方石刻經(jīng)辨認，全文如下：

“證于洪范，天地間何處是四岳。羽夫上饒□□□題”。

前半段十二字皆為狂草，后面落款八字為行書?！逗榉丁窞椤渡袝分?，舊傳為箕子向周武王所陳“天地之大法”。而“四岳”者，歷代學(xué)者說法不一，有說是四大山岳，也有說是一個人，也有說是四個人。石刻作者在經(jīng)過白鶴嶺古道時，親身目睹“百里初見近，十里轉(zhuǎn)見遠。絕頂不分明，白云隨舒卷。”（明蔡文范《望白鶴嶺》）的壯美巍峨之后，由衷發(fā)出的感慨。根據(jù)落款“羽夫”“上饒”，筆者從地方史籍中查詢到這位作者：鄭邦福，字洪疇（乾隆《上饒縣志》作洪范），一字羽夫，又號鐵耕道者，上饒（今屬江西）人。隆慶五年（1571年）進士，授嵩明（今屬云南）知州。萬歷間，任福建按察司副使，分掌屯鹽，累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著有《采真游》四卷。后以子以偉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史書中說他“慈祥而清瑩，精心名理，脫離言荃，人莫窺其底蘊”。（民國版《新纂云南通志》第八冊）從草書的飄逸，再到內(nèi)容的豪放，很好地證明了這段記載。

關(guān)于鄭邦福具體任職時間，道光版《福建通志》、民國版《福建通志》，以及乾隆版《福州府志》都未作說明。筆者從《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二十二、卷之二百五十八找到了答案，鄭邦福于萬歷十八年（1590年）四月，由刑部廣西司郎中升福建副使；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轉(zhuǎn)廣東左參政，前后在任達三年時間。按此，這方石刻也完成于這一時期，它與白鶴嶺的萬歷辛卯（1591年）李琯詩刻大致同時。石刻落款遺失部分很有可能就是“鄭邦福”三字。

二

在鄭邦福石刻左邊，還緊貼著一方石刻，這也正是我們要考證的另外兩處石刻之一。如果不是細致辨認，我們很容易把它與鄭邦福石刻混為一體?！栋Q嶺古官道》記錄了其中的“郭尚書”“開大路”六字。實際文字抄錄如下：

“大清國順治辛卯歲，欽命總督福建部院□□□□□太保兵部尚書李 新開大路”。

順治辛卯歲為清世祖順治十八年（1661年），經(jīng)查找民國陳衍《福建通志》卷二十二《職官》，在這一年份找到了相應(yīng)的“總督”：“李率泰，字壽籌，謚忠襄。正藍旗漢軍。沈陽人。（順治）十三年任，十五年專領(lǐng)福建。閩督專設(shè)始此。”

在《閩東畬族叢書·民間信仰卷》書中記載著一處內(nèi)容相似的題刻，筆者從微信名“春風(fēng)過驢耳”的朋友圈中一睹其真容。這處題刻位于霞浦縣崇儒畬族鄉(xiāng)上水村“彌勒石”，鐫刻內(nèi)容如下：“大清順治辛丑冬月季，欽命總督福建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新開大路。”

從這里可以得知，我們這處石刻所缺部分為“少保兼太子”五字。

這兩處石刻記載著同一件事，而且與清初的一個歷史大事件緊密相關(guān)。

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清朝順治三年）冬，隨著南明魯王航海，隆武殉國，東南半壁，盡歸清軍。此后，南明殘余勢力被逐一鎮(zhèn)壓，最后只剩鄭成功的這支抗清主力，在東南沿海頻繁活動。為了切斷鄭成功所部的物資與人員的資助來源，順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清廷正式下達“禁海令”。順治十八年（1661年），又再次下達慘無人道的“遷界令”，要求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居民，分別內(nèi)遷30至50里，這兩次大規(guī)模的政治活動都在李率泰任內(nèi)，而最早主張“遷界”的也是李率泰，早在順治十七年（1660年），他就以海氛未靖為理由，建議“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內(nèi)地”（《清圣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得到朝廷批準。

至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李率泰只是重修了福寧州的大路，還是沿海各州府道路均有大修，文獻中沒能找到更多記載，故無從知曉。而其修路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軍事戒備，并為后面“遷界”移民的實施打下基礎(chǔ)。這一期間，李率泰還命令地方官員重修了福寧州城、福安縣城，加固城防設(shè)施。

三

距離李率泰修路題刻右方約五六米處，我們找到第三處石刻，這處石刻的整體面積是前兩處石刻的兩倍，字數(shù)多，而且更為清晰，只是下方被清代邑令汪大潤“俯視一切”的擘窠大字所掩蓋，僅能看到上半部分?！栋Q嶺古官道》記載了其中的“勒石”“白鶴嶺”“江坎坷崎嶇”“命治險為夷”等字，筆者等人通過辨認與研究，甄識如下：

“勒石小引

白鶴嶺去天尺五，□□□江，坎坷崎嶇，艱于車□。己亥秋余奉命治險為夷，□□□□海間行，聊對石將□□□□□□，與山靈一□，□□□道掃除岨□□□□□□陟霄立馬□□□□□□玄岳□□。”

根據(jù)對斑駁文字的反復(fù)推敲，筆者認定這方摩崖石刻同樣也與李率泰有關(guān)。理由有二，白鶴嶺道歷史上的大修，據(jù)史料記載，為南宋寶慶年間（1225年-1227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崇禎七年（1634年），這三次大修都沒有出現(xiàn)在“己亥”紀年，相對應(yīng)的只有順治十六年（1659年），而且李率泰曾“新開大路”，這方石刻晚于上一處僅兩年，這說明李率泰曾于順治己亥奉命督修沿海軍事設(shè)施，并蒞臨福寧州視察，兩年后逐一完工；其二，石刻出現(xiàn)“余奉命治險為夷”“□道掃除”“陟霄立馬”，這種口氣，也只能是封疆大吏李率泰符合身份。再者石刻中“命”字另起一行書于頂格，這種現(xiàn)象多見于明清時期，更與前面“新開大路”石刻中的“欽命”二字書寫相似。

由李率泰兩方石刻可以看出，白鶴嶺古道在順治十八年之前，嶺道狹窄崎嶇，行人不便，直到李率泰才加以整改擴修，也就是目前我們所見到的這種面貌。另一方面，福建內(nèi)陸地區(qū)的抗清勢力已基本肅清，朝廷下令修路，既有利于軍事交通，也便于民間通行，能很好地安定民心，特別是穩(wěn)定漢人情緒。

值得一提的是，汪大潤“俯視一切”石刻位于“勒石小引”的正下方，由于書法拙劣，歷來為過嶺者所詬病。筆者認為，該石刻書法并不是出于汪大潤之手，首先從石刻落款可以找到破綻。此類題榜，題款通常是“某某人題”，或“某某人書”，而此處落款是“康熙戊寅菊月吉旦，楚南知縣汪大潤立”，僅表明這方石刻是為汪大潤所立，未說明書法出于其手。“楚南知縣汪大潤”的書寫方法也顯然有誤，應(yīng)寫成“知寧德縣事楚南汪大潤”。其次，在石刻不遠處，還有一方“恩主汪侯捐俸重修官道功德碑”，這是同年六月，寧德合邑士民為汪大潤所立，刻工粗糙，字體草率，它應(yīng)與“俯視一切”同出于民間工匠之手，而且會是同批工匠。

汪大潤于康熙三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694年-1705年）任寧德知縣，康熙戊寅指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正在其任期內(nèi)。乾隆版《寧德縣志》記載汪大潤是非正途的“例貢”出身，而乾隆版《貴州通志·卷十八·秩官》作“歲貢”，筆者又進一步查閱他家鄉(xiāng)的志書——同治版《大冶縣志》，在卷之九《選舉志》中也作“歲貢”。其實是否正途出身并不重要，再愚笨的人也不會在交通要道上留下這種低劣的書法作品，為方家及后世恥笑。另外，赤溪鎮(zhèn)夏村保存有一方汪大潤所贈 “望重廬江”匾額（現(xiàn)存匾額，為道光二十三年由裔孫照原樣重修），楷體工整勻稱，此石刻書法水平與匾額不可同日而語。

讓我們疑惑不解的是，刻字立碑之時，汪大潤尚在任上，他怎么會允許這種有損自己形象的事情發(fā)生。這還得從李率泰“勒石小引”說起，清初的“遷界令”給地方士民帶來了重大的災(zāi)難，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間，福寧州城“兵起，宮廟、民房焚毀一空，男女老幼，提攜號哭，東南北路盡絕人煙”（乾隆版《福寧府志·卷之四十三·藝文志·祥異》）。乾隆版《寧德縣志》雖避而不談，但也在卷之三《張承瑞》條目中留下了“（順治）十八年，因海氛遷界，濱海居民多流離失業(yè)者”的記載。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復(fù)界時間記載不一，乾隆版《福寧府志·卷之四十三·藝文志·祥異》、民國《寧德三嶼上廳翁氏族譜》均作“康熙二十年”，民國《寧德南洋（南埕）陳氏族譜》作“康熙二十二年”），福建總督姚啟圣、靖海侯施瑯渡海收復(fù)臺灣，時局平穩(wěn)，姚啟圣上書朝廷，請求重新開界，招集流民，得復(fù)故土。老百姓自然對“遷界令”的首倡者李率泰不懷好感，而對于官道上李率泰的題字更是深惡痛絕?？滴跞吣辏?698年），汪大潤重修嶺路，地方士民自發(fā)為他立了功德碑，又借機在“勒石小引”之下鑿刻寓意深長的“俯視一切”四個大字，并加以覆蓋，以發(fā)泄胸中的怨恨。對于這種做法，一向體恤民情的汪大潤自然不會橫加干涉。

因為李率泰的“新開大路”，舊時在寧德縣城西門外，也就是白鶴嶺道出口處，還矗立著一座康熙三年（1664年）由地方官所建的功德牌坊。這座李總督坊跨路而建，行人必須從其腳下經(jīng)過，這更讓地方士民引為奇恥大辱。因此，出現(xiàn)以上行為更在情理之中。

故事至此尚未結(jié)束，對于李率泰“新開大路”的刻石，寧德士紳也是耿耿于懷。一直到了民國四年（1915年），福建巡按使許世英視察寧德，在白鶴嶺題寫了“白鶴”二字，刻石路旁。地方士紳借機讓石匠另刻“白鶴”二字于“新開大路”之下，字跡同樣拙劣，針鋒相對，以泄公憤。

李率泰沒因“新開大路”而流芳千古，卻因海禁而背負罵名，這大概也成為他的心病。據(jù)《清史稿》記載，在李率泰臨死之時，曾遺疏康熙皇帝，請求朝廷“令沿海居民遷移內(nèi)地，失其故業(yè)。宜略寬界限，俾獲耕漁，庶蘇殘喘”。這讓我們想起與白鶴嶺官道密不可分的另一位歷史人物，也就是開辟者——南宋主簿丁大全，這位修路的主簿也是名聲不佳，位列奸佞。然而歷史真相如何，目前尚難定論，是非功過或許也只能留待后人評說。

諸位讀者，如您讀罷此文，再次登臨白鶴嶺古道，靜下心來，或許能聽到鄭邦福獨對天地、豪氣干云的發(fā)問，也或許能體會到李率泰揮之不去、終生困擾的糾葛，還或許能感到寧邑先民拖兒帶女、顛沛流離的苦楚。而古道悠悠，也許只會對你的感慨微微一笑，對你的問題默不作答，它只是向前延伸著，永遠穿行在山與海、歷史和現(xiàn)實之間。

（本版圖片攝影：李懷涌 李偉 張靈勝 宋經(j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