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中國文學也能“信達雅”嗎

隨著世界文化交流的日趨豐富，中國文學已經(jīng)受到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重視。尤其是2012年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大量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開始走出國門，在這其中，翻譯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橋梁作用。10月20日，第二屆北京十月文學月核心文學活動之一“如何翻譯當代中國文學”文學對談活動于十月文學院舉行，來自捷克的兩位漢學家、翻譯家李素、愛理與中國作家、批評家寧肯、梁鴻就此展開討論。

捷克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品是唐詩

李素翻譯過張愛玲、蘇童、劉震云、王小波、梁鴻等作家的二十多篇中短篇和七部長篇小說，愛理翻譯出版有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蘇童的《罌粟之家》、李洱的《花腔》等長篇小說。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不僅是中國通，而且是中國文學通。

論壇一開始，兩位就聊起了翻譯中國文學過程中有趣的事情。李素談到，在捷克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品是唐詩，但許多翻譯成捷克語的唐詩實際上是由譯者加入了許多自己的理解和塑造，以至于他們試圖去找原文時，不知道這是從哪個語言翻譯過來的，也不知道對應(yīng)到中文是哪一首詩，因為中間進行了許多改動。

愛理則表示，他們作為翻譯家，一般都是出于自己的喜好來選擇作品進行翻譯，但當譯本放到捷克的市場上，他們確實無法預(yù)測這本書是否能夠贏得讀者的喜愛，這種不確定性是目前文化交流最大的問題。

方言問題難倒外國的漢學家

講到翻譯中涉及的文化差異問題，梁鴻也分享了自己經(jīng)歷的一個故事。他的《中國在梁莊》剛完成日文版的翻譯，他與譯者溝通中就發(fā)現(xiàn)，書中的人稱是個很讓人頭疼的問題。因為書中有“五奶奶”這樣的稱呼，譯者表示日本的親屬關(guān)系并沒有這個稱謂，但梁鴻認為，人物關(guān)系是書里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還必須得面對，如果在翻譯中完全用名字來替代就變了味。他們經(jīng)過反復(fù)信件溝通，最終決定將書中的人物關(guān)系進行簡單化處理，比如“五奶奶”就直接用“奶奶”替代。

此外還有方言的問題，美國翻譯曾經(jīng)給梁鴻發(fā)來三十多條校對意見，其中有一條提到“我非常稀罕你”這句中“稀罕”該怎么解釋。“這個在中國話語里面是多個層面的，可以說愛情，可以說一般長輩對小輩的話語。但在英語里面他說很難對應(yīng)一個既有親情又有愛情的意思。對于我來說這個詞好像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對于他來說還是一個問題。”梁鴻說。

對于方言的翻譯，李素表示，如果按照中文方言的原意去翻譯，讀者會覺得讀不懂。她的經(jīng)驗是，遇到中文方言，就對應(yīng)捷克文中比較口語化的表達，或者加一些比較有怪味的單詞，讓它看起來不是標準的普通話。

西方的翻譯達和雅優(yōu)先于信

中國的翻譯傳統(tǒng)一直秉承的原則是信、達、雅，而信是排在第一位的，讀者更看重譯本對原著的忠實程度。但在李素看來，達和雅可能會優(yōu)先于信，譯者對原文進行加工乃至刪改都是必要的。

“翻譯的越多，我越希望自由，而有些時候原文的確在約束我。比如這句話，作家要表達一個人去什么地方，但是沒有說到底走到哪里，在漢語的邏輯里可能是不需要的，但是捷克語的邏輯如果這么寫，就覺得怎么會走那么長時間，到底到了沒有，會覺得很奇怪，捷克語的語言邏輯要求我必須得加進去。我可能希望和作家探討這個問題。如果作家覺得不要這么處理我就尊重他的意見，如果他給我這個自由，我就很希望有這種自由。”在她看來，漢語的一個特點是它有非常彈性的語言，而西方的語言沒有那么大的彈性，如果過于追求“信”，可能反而會讓人產(chǎn)生閱讀障礙，因此從西方的角度，往往是“先從雅開始，可以慢慢走到信，而不是從信開始慢慢走到雅”。本報記者 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