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本能夠確認，鄭樵與福鼎的關(guān)聯(lián)和太姥山下瀲村的楊家有關(guān)。

瀲村位于太姥山東麓紗帽峰下，三面環(huán)山，面向東海。這個古老的村子后來因為明代抗倭古堡而受人關(guān)注，但它文化發(fā)展的頂峰當上推至宋代。早在北宋徽宗朝崇寧五年（1106年），瀲村楊家的楊惇禮就高中進士。楊惇禮喜歡讀書，卻不愛當官，在連任陜、彭、泉、宿四州教授之后，到朝中轉(zhuǎn)任太學博士，時以貪瀆聞名的權(quán)相蔡京結(jié)黨專權(quán)，他便申請退休，以后多次謝絕朝廷的重用，還沒到六十歲就安居老家，所以當時的官場稱楊惇禮有三奇：“有田不買，有官不做，有子不蔭。”我想楊惇禮是個智慧之人，他知道人生什么最重要，不一定要當官，不需要很多田，卻必須要有很多書。

就是因為有了很多書，使楊家能與鄭樵結(jié)緣！

宋代著名學者、歷史學家、藏書家鄭樵，學者們稱之為夾漈先生，一生淡漠功名卻憂心國運，生活清苦而癡心學問，他在廚無煙火、困苦之極的莆田夾漈草堂上誦聲不絕、執(zhí)筆不休，聚書萬卷、著書千卷，給后人留下一份精辟獨到的精神財富，在我國文化史上豎起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由于北方金兵在攻破北宋京都時搶走了朝廷的三館四庫圖書，所以鄭樵決定以布衣學者的身份，在夾漈山為南宋朝廷著一部集天下書為一書的大《通志》。為了得到著《通志》所需的學問，鄭樵背起包袱，獨自一人前往東南各地求借書讀。于是，這位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來到了長溪，并滯留于長溪授學。

關(guān)于楊家藏書之富，清曹庭棟《宋百家詩鈔》錄有宋人陳鑒之《東齋小集》，其中有一首《寄題長溪楊恥齋梅樓》，開頭兩句就是：“乃翁愛書書滿樓，萬軸插架堪汗牛。”此樓就是楊家先世藏書和讀書之所。

與其祖父楊惇禮相比之下，楊興宗在官場要活躍一些，明代的《八閩通志》《福寧州志》和《府志》均有的“少師事鄭夾漈”的記載，而鄭樵故鄉(xiāng)所修之《興化縣志》則說的更為詳盡：“先生嘗教授福溫之間，從游者號之夾漈弟子，而吏部楊興宗為高第。至今后學思而仰之。”

《鄭樵年譜稿》以為，鄭樵流寓長溪時間，是紹興十九年（1149年）。11年后，青年才俊楊興宗成為楊家的第二位進士，從此進入仕途，初任迪功郎，再調(diào)鉛山簿。這位有為青年敢于議論朝政，孝宗剛剛登極，他就對朝廷提出“任人太驟，棄亦驟；圖事太速，變亦速”的批評。時南宋只余半壁江山，且北邊金兵氣焰正熾，他向朝廷提“以守為攻”之策，當時宰相湯思退主張與北邊議和，托御史尹穡傳話，如果見皇帝時不另提主張，就有好職位等著他，楊興宗婉言謝絕。惹得湯思退大怒，而孝宗皇帝卻欣賞他，所以得以一路升遷，任校書郎，與當年的另一位老師林光朝同行校文省殿，提拔了鄭僑（鄭樵從子）、蔡幼學、陳傅良等人，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朝廷棟梁，所以“時稱得人”。因為政見不合，楊興宗最后得罪當權(quán)派，被外放地方官，先后任職于處州、溫州、嚴州，卒于湖廣提舉，甚有政聲。

太姥山麓瀲村一帶的山水真是值得流連，放眼西邊，千姿百態(tài)的太姥山石營造一方仙境，近處青山如屏，綠水如琴，村前一方小平原平坦開闊，煙水氤氳。那條源出太姥山頂?shù)乃{溪到此穿村而過，吟唱著一首古老的傳奇：“每歲八月，水變藍色。相傳太姥染衣，居民候其時取水，漚藍染布最佳。”鄭樵流連溪畔，為我們留下了《藍溪》一詩：“溪流曲曲抱清沙，此地爭傳太姥家。千載波紋青不改，種藍人果未休耶？”卓劍舟《太姥山全志》載：“在藍溪前三橋下，石壁堅融，中有一穴，形如斧鑿，泉極甘冽。”是為蒙井，鄭樵還寫下了《蒙井》一詩：“靜涵寒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shù)谝?，不讓惠山泉?rdquo;

詩中，鄭樵正面描述了蒙井水的清冽，表達了對來自翠微之巔的井水的喜愛，除此，我們還能在清冽的井水中看出作者的影子，他以井水自比，自覺其困頓環(huán)境中的學問追求和人格修養(yǎng)均可無愧，而且自當精進不止，30年人生，雖無意功名，但真要比試，自信“不讓”那些臨安城里的學子們；只是，他志不在此，在于更寬闊遼遠的所在。

太姥山水記錄了一代偉人不凡的心跡。

二

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一個大人物的身影在福鼎這個偏于閩東北一隅的小邑閃現(xiàn)，他就是大理學家朱熹。

對福鼎來說，這不失為一個特大人文事件，這事件對后代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本身所折射出的象征意義在福鼎的人文教育史上均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事件的重大緣于人物的重要，這樣一位道德學問令人敬仰的大師，當權(quán)派出于政治考慮，把他的學說誣蔑為“偽學”，給予嚴厲的打壓、禁錮。慶元二年（1196年）12月，朱熹被落職罷祠，回到了他的福建老家，并在慶元三年來到了長溪。

《福鼎縣志·流寓》載：“朱熹，字元晦，紹興十八年進士。慶元間，以禁偽學避地長溪，主楊楫家，講學石湖觀，從游者甚眾。”

這是天意的安排。

閩東山水偏于東南沿海一隅，相對閉塞，為朱熹躲避禍害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地點；同時，朱熹為什么選擇長溪而不是別的地方，卻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長溪有他的學生和朋友。

這位朱熹的學生兼朋友就是楊楫。楊楫，字通老，號悅堂，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進士，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在建陽考亭書院講學時，楊楫負笈從游。與當時的楊方、楊簡同為朱門高足，時號“三楊”。此“三楊”絕非浪得虛名，都是南宋頗有成就的理學家，其中楊簡發(fā)展了陸九淵的“心學”，創(chuàng)立了慈湖學派，在中國儒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顯著位置，《宋史》有傳。楊楫跟隨朱熹的時間較長，在理學方面造詣頗高。陸九淵有《送楊通老》、黃干有《復江西漕楊通老楫》。宋人還根據(jù)楊楫的事跡繪制《楊通老移居圖》，由林希逸題詩，劉克莊題跋。錢鐘書先生在《陳病樹丈屬題居無廬圖》也提到了這個典故。可見，楊楫在哲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福鼎縣志·學?！罚?ldquo;石湖書院，朱子講學處，今為楊楫祠。楊爽記：‘公嘗從朱文公游。文公寄跡長溪，公履赤岸迎至家，乃度其居之東，立書院。’”我們不難推測，作為朱熹昔日學生的楊楫，老師避難到了自己的縣境，他的心里是多么的百味雜陳，但師徒的心是相通的，對楊楫來說，這不失為一次絕好的機會，他必須讓老師的學說在生他養(yǎng)他的土地上進一步發(fā)揚光大，而對一生矢志于理學傳播的朱熹來說，能有一個場所供他講學，也是再好不過的事。

于是，慶元三年，太姥山下的瀲村旁，就有了一座史上留名的書院——石湖書院。

在石湖書院講學后不久，朱熹準備到溫州訪問永嘉學派的朋友陳傅良等人，取道桐山，到高國楹家作客，并在桐山龜峰一覽軒做了一次講學。

天意的安排，還不止于此。

“偽學”冤案在朱熹死后九年（1209年）得以昭雪，朝廷為朱熹恢復名譽，追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寶慶三年（1227年），宋理宗發(fā)布詔書，鑒于朱熹的《四書集注》“有補治道”，提倡學習《四書集注》。此后，朱熹理學作為官方學說，成為聲譽隆盛的顯學，流傳數(shù)百年而不衰。

正因為朱熹理學在此后中國的思想界所占據(jù)的重要位置，朱熹來福鼎的這段日子在福鼎人文教育史和理學思想史上才有可能熠熠生輝。所以，清版《福鼎縣志》編撰者在《風俗》、《學?！贰ⅰ独韺W》諸篇的開篇語中均底氣十足地說：“福鼎自朱子流寓講學，代有名儒”；“福鼎為朱子教化之地，海濱鄒魯，流風未替”；“寧郡夙號海濱鄒魯，鼎為屬邑，自高楊諸君子游紫陽之門（朱熹別稱“紫陽”，晚年創(chuàng)立紫陽書院于建陽），深得其邃，大闡宗風，名儒輩出，后先輝映。”

福鼎進士的朝代分布亦可佐證 “朱子教化”的巨大作用。清版《福鼎縣志》載福鼎進士有44名，其中唐、元、清代各只有1名，而宋代有41名之多。而這其中，北宋3名，南宋則有38名；在南宋的38名進士中，楊楫之后就占了29名。雖然，由于宋朝進士的錄取名額較唐代大為增加，宋時的進士“含金量”不如唐代，而且南宋都城遷到浙江杭州以后，為閩東讀書人應(yīng)試提供了方便；但在楊楫中進士之后的南宋100年間就出了29名進士，在福鼎這塊彈丸之地，用“雨后春筍”來形容也不為過，我們不能不承認這與“朱子教化”有很緊密的關(guān)系。郁達夫先生在散文《記閩中的風雅》中也肯定了朱子教化對福建文化興盛的巨大推動作用，他說，由于朱子在福建的講學，“因而理學中的閩派，歷元明清三代而不衰。前清一代，閩中科甲之盛，敵得過江蘇，遠超出浙江。”

此殊為不易，而絕非偶然！

三

手捧三卷《太姥山志》，相比謝肇淛，真應(yīng)該為自己長居名山之下而無半紙名山之文而感到汗顏。

謝肇淛一生熱衷于游歷四方名山，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無數(shù)名山勝水，所到之處均留有登臨懷古、狀景抒情的文字，同時，還銳意搜羅與之相關(guān)的文獻資料。也許正因為謝公有如此雅好和用心，所以當時的福寧知州胡爾慥，因“一再登是山……歸而讀是山舊志，寥落不稱，為之慨嘆”，于是心中謀劃，欲邀約“才高八斗，癖嗜五岳”的“余師謝司馬”能夠“辱而臨之”。他設(shè)想：“今太姥既擅神皋，而復得司馬為之闡繹，是當不朽矣。”

在胡爾慥的再三邀約之下，明萬歷己酉(1609年)正月的最后一天，謝肇淛抵達長溪。但苦于淫雨連旬，一直到二月十五日，稍霽，出城（指福寧州城，即今霞浦縣城）欲游太姥，可又雨作，踉蹌而歸。十九日終于轉(zhuǎn)晴，他帶著好友寧德崔世召和莆田周喬卿，過臺州嶺、湖坪，當晚宿楊家溪；翌日度錢王嶺，到三佛塔，郡幕張憲周追至，四人結(jié)伴而行，上頭陀嶺，到了玉湖庵，下午游了國興寺遺址后，折回到玉湖庵過夜；二十一日，他們先后游覽了一片瓦、觀音洞、墜星洞、小巖洞、石天門、滴水洞、一線天、龍井、摩霄庵、摩尼宮、石船，夜宿夢堂；上山第三天，他們過望仙橋，訪天源庵、圓潭庵，達白箬庵，到羅漢洞，至金峰庵、疊石庵，傍晚取道蔣洋回霞浦。

考謝肇淛等人游山路徑及時間，三天兩夜，在山僧如慶的陪同指引下，幾乎游遍太姥的重要景點，可謂一次深入而細致的考察，真正意義上的“用心”之旅。嘆今人之游太姥，一、二個小時走馬觀花，如何細細領(lǐng)略太姥“苞奇孕怪”之精妙！

游覽之中，謝公不禁被太姥“巖壑之勝甲天下”所嘆服，高度評價太姥山的奇美風光：“吾閩山川之奇，指不勝僂。武夷、九鯉以孔道著；越王、九仙、石鼓以會城著；獨太姥苞奇孕怪，冠于數(shù)者。”沒有辜負胡知州的期盼，謝公果然在感嘆太姥勝景“所聞之非夸”的同時，為其“鶴嶺礙云，鸞渡稽天，即有勝情，徒付夢想”而惋惜，針對太姥山“考之古今記載，何廖廖也”的狀況，“乃為掇拾傳秉，而益以所睹記，裒為志略”，編撰了三卷《太姥山志》，交由州守胡爾慥鐫刻出版。

《太姥山志》上卷為景點、名勝的介紹；中卷為有關(guān)太姥山的記游文章和序、啟、碑文等；下卷為詩。太姥山志的編修，始于萬歷乙未州守史起欽編成的《太姥圖志》一卷，由于該書缺略不稱，因此，謝肇淛的《太姥山志》三卷，便成為較早的對太姥勝景進行全面闡繹的志書。誠如他的好友崔世召贊嘆的那樣：“先生搖筆亦太橫矣！……茲志傳千載而下，風華映人，當與太姥爭奇矣！”

令人驚嘆和佩服的是，謝肇淛留連太姥山三天兩夜里，熟記太姥景點及其主要特征，給我們奉獻了一部沉甸甸的《太姥山志》外，還為我們留下了一篇游記、一篇碑記和21首詩，這些作品集中而全面地表現(xiàn)了謝肇淛游太姥山的經(jīng)歷和感受。

也許正是此次與山僧如慶的共同游歷而結(jié)下了友誼，應(yīng)如慶之請，不久之后，謝公又撰寫了《巖洞庵置香燈田碑記》，記述了因巖洞庵“棲泊之艱”，向知州胡爾慥請求“派田若干畝存庵飯僧，以供游客”一事。碑文說，“吾閩之有寺，鮮無田能悠久”，太姥山“肇基最古”，但離城鎮(zhèn)較遠，無田可以飯僧，僧日貧，而游人也日少，因而極力建議為巖洞庵派田。胡爾慥劃撥田畝，“已給券付僧掌管”，于是，謝公為巖洞庵撰此碑文，寄以巖洞庵乃至太姥山“福田播種，處處萌芽，金粟生香，在在敷實”的殷切期盼和良好祝愿。

不止太姥山，謝肇淛似乎對整個閩東都傾注了他的熱情和才華，萬歷三十七年初春的長溪之游，歷時兩個多月，除《太姥山志》，他還奉獻了《支提山志》四卷和《長溪瑣語》二卷，為閩東不可多得的地方史志和文史雜記，誠可謂“藏諸名山”之作 。

太姥山間，那些大師們的身影漸漸遠去，淡入歷史的煙塵，但福鼎這塊土地，因此便有了絲絲縷縷的清氣和書香，彌漫在我們的周圍，溫暖著走向未來的日子。

（原載《福建文學》2015年第10期）